从小都很受旁人称赞的邹钦明，做梦也没有想到本想保卫党中央，保卫**而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今天会当人民的敌人，被关进了监狱。他第一次体会了监狱生活：一间不大的牢房挤了二十多个人，犯人只能一动不动地坐在自己的床上；每天，管理人员给每人一个土陶罐，装了大概两三斤水；每顿也给一个乘了饭和菜的土陶碗。那饭菜简直不是正常人吃的，只有像他们一样为活命的人才能吃下去。他所在的牢房多数都是造反派学生，但有一两个不明身份的人夹在其中。学生们过不惯这种生活，有的就牢骚说：“这就是保卫党中央，保卫**的待遇。”不知怎么的就被牢头知道了，在提审他时就被毒打一顿。

没过多久，人们就觉每当那个叫成竹的人被提审后，下一个被提审的人就会被告，就被打得死去活来的。

后来，当成竹被管理人员带走后，大家就商量收拾他，说等到提审咱们时，大家都告他骂管理干部贪污犯人的伙食费，等等。

果然，这法子灵验，成竹被管理人员打了一顿后就再也没回来了。

邹钦明被提审过两次，内容几乎一样，叫他交代是怎样策划夺权的。但他对于夺权一无所知，而且他心中想到的就是怎样保卫党中央，保卫**，尽快结束文化大革命，考上自己理想的大学。所以，永远回答不了提审人员的问题。所幸的是，由于他是学生，态度也比较好，挨的打也不多。

而被关在隔壁的伍成雨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每次被提审后都被打得血肉模糊的，但每次被提审时，他的嘴都那么硬，还说审讯人员是在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历史将会证明他们是在犯罪。

由于他当过特种兵，而且有个多次越狱的经验，这次就给他戴了脚镣和手铐，即使这样，管理人员还不放心，得24小时在牢房外监视他。

可这次他没打算逃跑，因为他坚信，文化大革命不会就这样结束，很快党中央、**就会派人来救他出去。

果然，没过多久，就有人被放出去了，但不是他，先被放的是像邹钦明这样的学生。

正在我们大家都以为文化大革命快要结束，很快就要参加高考的时候，邹钦明回来了，大家都感觉很吃惊。那晚，我们寝室的同学都围住他问这问那的，可他也不知道为什么放他。

这段时间的保皇派们也不再那么趾高气扬的了，有时还主动地与他们认为不齿的造反派接近，大家就感觉到形势可能又要变化了。

越来越多的人被放了出来，我校最早被抓的史勇敢也放出来了。他好像变了个人似的，不言不语，主动回避大家，然后就悄悄溜回了家。有人说他吓傻了，有人说他再也不想过问政治了。

到了五月份，除了批逮捕的伍成雨等十多人外，其余被抓的造反派都放出来了。过去的造反派又开始活跃了，他们不断地向公检法施加压力，叫他们给被抓的人平反，并强烈呼吁放出伍成雨等造反派。但公检法的人并不理睬他们，说只不过按中央文件精神办事。造反派就去示威，不起作用，后来就去静坐。

一天晚上，我和吴凡赤几个画友逛街时，正好碰到在公安局大院静坐的人群。其中有我们战斗团的人，他们叫我快去声援。我正想走过去，被吴凡赤拉住。他说：“你还没得到教训吗？国家的事是你我老百姓管得了的吗？我就从未参加过什么组织，我过得多么轻松啊！只看闹热，不受任何牵连。”

我说：“我的一只脚已进去了，我能回头吗？别人坐牢，我们总得同情一下吧。”

说完，我挣脱了他的手，走到战友们那里坐在地上跟着喊口号：“坚决粉碎二月逆流！为二月逆流受害者平反昭雪！”

口号声不断，一会又唱革命歌曲：“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想念……”

路过的人不断的参加到静坐队伍中来，以至公安局门前的大街上都坐满了人。派去同公检法负责人的谈判仍然没有进展，口号声就越来越强烈。最后，到凌晨两点钟的光景，县委宣传部派人来劝说大家回去。县委书记木易山还亲临现场，并且，亲自承诺一定按中央指示办事，有错改错，有冤伸冤，人们才唱着革命歌曲散去。

后来，再你造反派怎么折腾，仍然没有结果，连县委书记也找不到踪影了。

又过了二十来天，邹钦明又一次到北京上访回来了。他说：“形势大好，中央关于处理四川“二月镇反”问题的红十条马上就要下达了，到京上访的人很多，被称作第二次大串联，只要说是去上访的乘车就可以不给钱，到接待站吃饭也免费。

到了公元1967年的五月，县委又组织各单位到北大门夹道欢迎进驻龙门县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某团的官兵。

这就是党中央、**派来支持革命左派的部队，他们带来了中央解决四川“二月镇反”运动问题的红十条。红十条否定了“二月镇反”运动，要求释放所有被抓的群众，并为之平反。

驻军部队在各单位都派了解放军官兵，直接领导各单位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龙门县的各级领导都直接受解放军某团的木团长领导，大小事情都由解放军参与。

解放军到龙门县后，不几天，伍成雨等第一批被抓的造反派全部释放出来了。这批人出来后，就直接找县委木书记算账，叫他们给造反派平反，要他们肃清“二月逆流”的流毒。

天上的飞机向龙门县城乡飞来飞去地撒传单，传单共两份，一份是中央处理四川问题的红十条，一份是**在公元1959年4月29日写给贫下中农的一封信。

伍成雨出来后，过去的工人造反兵团就活跃起来了。他们直接揪斗各级政府部门的当权派，要他们给被关过的人平反，要他们交代在公元1959年时为什么扣押**写给贫下中农的一封信。这封信里，**批评了当时大跃进时期搞的“三高五风”，是欺骗人民，欺骗党，公共食堂没有把贫下中农的生活安排好。**在信中还说：要安排好群众的生活，农忙时两干（干饭）一稀（稀饭），杂以蔬菜杂粮代之……

红十条彻底打跨了木书记及其政府，每天都有些革命组织批斗走资派，而且，在支左部队木团长的同意下，在人民广场由伍成雨主持了批判木易山的大会。会后，龙们县各级政府的权利都交给了军代表和造反派。

迫于形势和压力，到公元1967年7月份，公检法给所有被捕的造反派全部平反。

**给贫下中农的一封信激起了农民弟兄对龙门县各级政府的仇恨，他们这时才知道公共食堂是他们所为。而且，听造反派宣传说：“当时**为了防止中国出现修正主义，把国家权利交给刘少齐，把党内的日常事物交给邓小*平，自己退居二线，专门研究防修反修问题。刘邓却背离**搞起了资本主义那套，公共食堂把大家饿怕了，还有很多亲人被饿死了，还有什么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等”

农民们就把这笔帐算给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齐、邓小*平，就跟着造反派干革命。我记得我回家时，看到曾经帮我拿个秧盆的大字都不识一个的吕红，用谷草扎了一个人，再抹上淤泥，叫他的儿子用毛笔写上**，然后把稻草人放到大粪池边叫他吃大粪。

广播电台，报刊杂志都在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但并没有打到他们。彻底粉碎“二月逆流”运动中，以打到第三号走资派陶铸而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