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很快就转向造反派一方，由于“二月镇反”运动被否定，过去被抓的造反派就理所当然地成了革命先锋。他们在各单位都成了文革英雄，过去参加过“保皇派”的人很快都向本单位写申请参加造反派组织。在中央文革的号召下，搞起了大联合。

到十月份，龙门县就先后成立了工代会、农代会和红代会（简称三代会）。那时的头目是一种非常革命的称呼，叫勤务组长。他们分别是伍成雨、干云勇和邹钦明。

由于邹钦明的安排，我和吴凡赤都成了红代会的政治宣传干事，我俩再加上一个初中美术教师，就具体负责红代会在丁字街口办的宣传栏。说是宣传干事，实际没有工资，没有任务，很随意地跟着报刊杂志摘抄。主要的抄写都由那个老师完成，吴凡赤负责刊头画和插图，我只不过画点花边，有时帮着涂点色彩。

那时的大型集会，要抬宣传画游行，这些画都是吴凡赤*刀，我在旁边打下手。那个美术老师，居然不敢动笔，怕弄出的东西被人笑话。

全县的学校都属于县红卫兵代表大会（红代会）领导，各校学生属于红卫兵造反大队成员，大队长是我们过去的团长胡松兵，各班的领导还叫班长。工代会和农代会也与此类似。说也奇怪，在选新班长时，老班长居然提议我这个连组长都没当过的人当班长，而且，一拍即合，全班同学都一直赞成。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心思，但既然是大家的意思，也就恭敬不如从命，何况，这时期的人对干部不再是过去那种比别人高一等的观点，当干部也不过是一个召集人而已，我也就在学校的领导下召集过几次会议就混到了毕业。

在龙门县，革命大联合很快就完成了，因为大家都是一边倒，不是造反派就是保皇派。可在龙门地区（后来叫市）和省城里就很难联合起来了，因为组织派系众多，谁都认为自己是响当当的造反派，别人是保皇派或二老保。就开始互相攻击，揭疮疤，到后来就展到用武力来解决谁最革命。龙门地区（市的）的造反派的武斗最激烈，听说还打死、打伤过人。省城里也不差，连全世界都出了名的“川大8?26”都在中和场被打败，还抛下了几具尸体。听说是被那些不会写文章，也没学过军事的工农联合队伍——产业军挫败的。有一支败兵逃到我们学校寻求帮助，有人给我说他们的团长游某某也在其中。我看到有几十个人，他们有的衣服被撕烂，有的一支裤子被弄湿弄赃，就把湿的那支裤子卷起来，而干的就不卷，跟电影里被打败的国民党兵一个模样。

那时的形式十分紧张，后来展到使用枪支的地步，一般人都不敢外出，怕遇上武斗，死于非命。

有一天，县武装部来了一个干部，他叫学校红卫兵大队长胡松兵通知各班造反派，晚上到武装部领枪，拿回学校统一保管，理由是怕外地的造反派来我县抢枪。

我是一个很怕事的人，就没叫我班的同学去，但其他班级的人十分踊跃，很多人都想拿一把手枪防身。

果然，那天晚上他们拿回了很多步枪和手枪。据说是龙门县武装部用来装备一个民兵师的武器，子弹有21万多，步枪几千支，手枪一百多支，轻重机枪共一百支。在各单位领取时，都造册登记了的。

虽然大联合了，但各造反派组织还没解散，仍然在自己占用的办公室活动。第二天我到团部时，邹钦明也来了，他拿着一支手枪，说是18响的。他还问我要不要支枪，要的话他动员一个同学把他的给我。我说，我怕耍枪有危险，就不要麻烦了。

果然，当天晚上就出事了。一个人在团部里擦拭自己的手枪，不知怎么就走了火，子弹从王成法的右大腿进去后，又穿左膝盖缝出，虽然没生命危险，但留下终身残疾：一只脚长一只脚短，走路时，屁股老是要朝后面翘一下才能迈出步子。

没过几天，县一中的一个人拿着手枪给同学开玩笑走了火，那人的肺部钻进了子弹，经医院手术后保住了小命，但肺部终身吃紧，呼吸急促。

一次，在邹钦明的县政府住宿里，我碰到了久经沙场的伍成雨。刘贵子在街上买来一盅凉菜，大家你一块，我一坨的正吃得香时，刘贵子就拿出他的手枪请伍成雨修理。谁知这枪会在这个老兵手里走火？一声巨响，我们四个人都呆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有谁中弹。我试着活动我全身，好像都没问题。邹钦明摸着出血的耳朵叫我看看伤得怎样，我看只有一点血丝。伍成雨在查看我们的伤情后，突然说：“我受伤了”

我们看到他的左手掌在流血。原来，子弹穿过他左手掌后，从我的大腿下方射过，最后钻到地板里安息去了。

我们很快把他送到医院，医生给他包扎好就走了。他说没事，给几颗消炎药片就行了。

后来，各单位都要派人去守那批枪支弹药，很是辛苦。

到形式好转后，驻军长就通知三代会的负责人把枪支弹药送到武装部封存，各单位还排着队伍，敲锣打鼓地把枪支弹药送到武装部。想不到几年后把这次为武装部保管枪是的事说成是龙门县造反派抢枪事件，真实比《窦娥冤》还冤啊！值得庆幸的是，也只是少数头目才受到这种冤屈，大多数人没受到株连。

在驻军部队木团长的协调下，报经地区领导审批的龙门县革命委员会的名单，很快就通过了。在公元1968年2月13日这天，龙门县革命委员会成立了。

那天，我县在广场上召开了一次从文革以来最盛大的集会。

革命委员会主任，由驻军部队团长木支本担任，第一副主任由县武装部政委催大贵担任，第二副主任就是从工人造反上来的伍成雨，邹钦明和干云勇都担任了革命委员会常委职务。

多灾多难的传奇人物、印刷厂工人伍成雨，终于在人民台上和驻军团长、武装部政委，肩并肩的站在一起了。虽然他排在第三个位置，而且他的个子也比前两位大腹便便的军人矮小，但他在群众的心目中却是这次成立大会的主角。他学着主席接见红卫兵的动作，向台下群众挥手致意。他异常兴奋，他还把在朝鲜战场上穿过的褪了色的军装穿在身上，似乎是在告诉人们过去他也是一个军人，同时也在说他曾经在这里被揪斗的屈辱已经被洗刷掉了，因为他已是官方认定的响当当的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了。

在会议结束后的游行中，他们三位龙门县的最高领导笑容满面的走在队伍最前面，街上的行人都把羡慕的目光投给了这个龙门县的风云人物伍成雨。

自此，龙门县的木书记的领导职务才算被撤消，但他们的工资还是照常领取。而从工人、农民、学生中走进县府大院的伍成雨、干云勇、邹钦明等人还没有国家工资，只不过在开会时才点会议误工补贴，吃一两顿大会免费餐而已。我曾经碰到过农民出身的干云勇，他提着一个小口袋，装了点大米。我问他提的什么东西，他说是这两天开会吃的大米，拿到机关食堂或者街上的饭店换饭吃。因为，那时粮食是凭证供应的。

全县各级政府的其他官员，只要不是一二把手的，基本上都结合到了革命委员。木书记们实际并没闲下来，他们常与在位的干部联系，他们经常在一起商谈国家大事，指挥工农业生产。

我校的革命委员会主任，由过去的教务处副主任肖全有担任，过去的校长们也再不必排名次，统统免职为民了。后来我没有再见到过曾经的前两位校长，只有曾经的第三校长没走，还是做放人民助学金的工作。

革命委员会成立后，执行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清理阶级队伍，其实就是按清理国家主席**的模式（当时中央文革小组公布了**曾经叛变过革命，确定他是叛徒），在全国范围内清理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曾经在革命时期叛国叛党的叛徒、内奸。但是，在龙门县就是另一番情景，各单位哪里来那么多叛徒、内奸、阶级异己分子？于是，过去的地主富农、右派、反革命分子等又被各单位揪出来批斗，有的地方还划了一批新地主，新富农，新右派。

这年，在一个偏僻的乡村清理出了大同党。据说，有一个朱姓农民组织了大同党，要学朱元璋，过把皇帝隐，自己在简陋的农舍称起了了皇帝，号称大明。有漂亮的大同党姑娘自愿做他的皇妃，还有大同党组成的太监、大臣等，真是又愚昧又可笑。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正好找到了夸耀自己功劳的机会，于是，他们利用“群众专政指挥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摧毁了这个不堪一击的乌和之众。接下来就是举办展览，组织全县人民参观，教育人民“牢记**的教导，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然后就是在全县范围搜捕大同党。他们避开了公检法，直接由“群众专政指挥部”行使权利。

于是，在整过龙门县搜捕大同党就成了当务之急。龙门县人心惶惶，人人自卫，只要有人向“群专”说某人是大同党成员，那么，那人就难逃厄运，轻的被扣一顶大同党分子的反革命帽子，永世不得翻身；重的顽固不化的会被打死或打残。听说龙门区供销社有两个职工为了争夺主任职位，有一个人就告对手参加了大同党，被告的人就逃跑了，告者当上主任后也不再追究逃跑者了。当年，不知有多少冤死鬼，不知有多少人被有权人诬为大同党，已不得而知。但想不到的是，一天，当我和同学们参观大同党展览馆回校时，看到我的小时候被抱养给别人的三爸，匆匆找来。他告诉我说，我的渊哥被抓走了，说他是大同党成员。

我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惊呆了，我小时候曾经当偶像崇拜的渊哥，一个光明磊落的民办教师，怎么会参加大同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