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显然，作者不愿再次遭遇“散”的命运，因为这个“散”意味着与历史的离散，与真事的离散，与自己梦想的离散。对于一个饱经风霜的老人来说，没有比这个结果更令他伤心，更令他失望，更令他气馁的了。正因为如此，他在书中和题壁诗文中都强烈的表达了“合”的愿望，表达了对未来充满期待。那株孤独绽放的兰花，不仅是其身份的象征，也是其这一愿望的体现。它所期待的“合”，即与画面中心的“菱花镜”之合，与六角形图案中的“早立子”和“龙”之合，当然也期待与《红楼梦》之合。

书写者以“拙”自称，体现的正是大智若愚的特点。这个特点在《红楼梦》中表现得也很突出，我们不仅在癞头和尚和跛足道人身上可以看到，在宝钗身上也能看到。作者对宝钗性格的描述，特别强调了其“愚”和“拙”的一面，他说：

（宝钗）头上挽着漆黑油光的鬢儿，蜜合色绵袄，玫瑰紫二色金银鼠比肩褂，葱黄绫绵裙，一色半新不旧，看去不觉奢华。唇不点而红，眉不画而翠，脸若银盘，眼如水杏。罕言寡语，人谓藏愚；安分随时，自云守拙。

所谓“藏愚”“守拙”，就是大智若愚的意思。宝玉对宝钗的戏，与宝玉对黛玉的戏遥相呼应，二者所体现的都是宝玉持镜自照的寓意。也就是说，宝玉眼中的宝钗和黛玉，实际上都是他自己的形象，所不同的是，一个是金，一个是玉罢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藏愚”“守拙”表面上看说的是宝钗，实际上是作者自己对自己的形容。

由此可见，题壁诗文中的“拙笔”与《红楼梦》中的“藏愚”“守拙”意思一样，都体现了作者以“拙”示人的意图，都表现了这部作品“藏而不露”的创作策略。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题壁诗文的书写者和《红楼梦》的作者是同一个人，他就是十四阿哥胤祯。

7、从时间上看

题壁诗文除了有署名以外，还有书写上去的具体时间，它出现在第一首扇形诗的落款处，原文是这样写的：“岁在丙寅清和月下旬，偶录于抗风轩之南几。拙笔学书”。“丙寅清和月下旬”就是书写者书写上去的具体时间了。“清和月下旬”不难理解，指的是农历的四月下旬，但“岁在丙寅”就不好确定了，它究竟知道是哪一年呢？要知道，自乾隆以来有三个丙寅年，它们是：乾隆十一年（1746）、嘉庆十一年（1806）、同治五年（1866）。它应该是哪一年呢？有学者认为，“丙寅”指的应该是嘉庆十一年，理由是39号院原来是一个名叫“健锐营”的兵营，始建于乾隆十四年（1749），在此之前这里什么都没有，所以不可能是乾隆十一年。

然而，问题是只有乾隆十一年才能与《红楼梦》对得上号，其它时间都与它毫不相干。前面说过，目前发现的《红楼梦》最早抄本是甲戌本，“甲戌”是乾隆十九年，也就是1754年。如果说这本书用了十年的时间完成，以甲戌年为完成年来推算的话，它的创作时间就应该是始于1745年前后，这个时间正好与乾隆十一年（1746年）相吻合。问题是，在乾隆十一年的时候39号院是否存在，如果根本不存在，这个吻合也只能算作是一个巧合，没有任何意义。

不过，笔者认为，从39号院曾经是“建锐营“的历史来看，兵营与带兵打仗的十四阿哥胤祯之间肯定有某种必然的联系。想想看，他要以结社的方式创作一部涉及皇家敏感话题的真实历史，选择哪个地方最稳妥、最安全呢？当然是兵营，这个地方对他来说再合适不过。原因很简单，这里有他忠心耿耿的老部下，有和他出生入死的同僚，还有与他意气相投的皇室成员。只有在这里结社，他才不会有后顾之忧，才可能一呆就是十多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而且，只有兵营才具备抗拒政治风暴的能力和条件，只有兵营才是最安全的避风港，只有兵营才能营造一方自由的天地。如果选择其它地方，肯定达不到这个效果。

当然，由于笔者手头没有更多的资料对39号院存在的时间做出具体的判断，也只能从情理上加以推论。假设笔者前面阐释的所有观点都能成立的话，那么关于时间的问题，我们也只有一个选项，就是乾隆十一年。这个时间把《红楼梦》的创作时间划定在了一个比较确切的范围，这就是1745年到1754年之间。这个范围与红学界之前认定的范围高度一致，这也恰恰说明了，“丙寅”为乾隆十一年的可能性比较大。

题壁诗文就像一个时间隧道，把我们带回到了1746年那个风和日丽的春夏之交。可以想象，当时的39号院可谓热闹非凡，许多志同道合的文人雅士聚集在这里，他们边策划、边切磋、边研讨、边写作，紧张而又怡然自得，忙碌而又超然洒脱。张宜泉的“门外山川供绘画，堂前花鸟入吟讴”，正是这一创作生活的真实反映。

39号院实际上就是“不受尘埃半点侵”的世外桃源，是超凡脱俗的“藕香榭”，是生产精神食粮的“稻香村”。有着“霜晓寒姿”的“稻香老农”，就是隐居在这里的主人公胤祯。他怀着一颗赤子之心，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无私精神，与他的创作团队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在这里默默耕耘，辛勤工作，用了十年的时间创造了中国文坛的一大奇迹，完成了一部惊世骇俗的鸿篇巨制——《红楼梦》。（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