畸笏叟让脂砚斋消失的这个批语，是对二十二回的一个批语的加批，前一个批语是这样写的：
凤姐点戏，脂砚执笔事，今知者寥寥矣，不怨夫！
加批的批语是这样写的：
前批书知者寥寥。不数年，芹溪、脂砚、杏斋诸子皆相继别去。今丁亥夏只剩朽物一枚，宁不痛杀！
前后两个批语都没有署名，但从语气和内容判断，前者应是脂砚斋所写，后者应是畸笏叟所写。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第一个批语，脂砚斋已经把自己的名字直接放了进去，后面署不署名已无关紧要，不会造成误会。第二个批语之所以被认为出自畸笏叟之手，是因为他的批语在壬午和丁亥这两个时段出现的最多，再加上“朽物一枚”的自称，即便没有署名，也可以断定出自他之手无疑。这两个批语给人一个明显的感觉，就是畸笏叟和脂砚斋根本不是同一个人，而且脂砚斋与芹溪、杏斋等人都相继离世，此时只剩下了畸笏叟孤零零的一个，故而从内心发出了“宁不痛杀”的感慨和悲叹。
如果说没有出现后面的情况，我们完全可以相信畸笏叟这个批语的真实性，从而做出他们并非一个人的判断。但是，让你没有想到的是，被畸笏叟在丁亥（1767年）已经宣布“别去”的脂砚斋，居然在甲午（1774年）又出现了，而且还是出现在一个极为关键，极为醒目的地方。可以说，正是脂砚斋的这一次复出，让畸笏叟的这个批语露出了马脚，变成了欲盖弥彰的谎言。
那么，脂砚斋的这条批语出现在哪里呢？就出现在第一回的曹雪芹自题一绝之后。这个地方之所以关键，是因为其内容是作者对读者的表白，每一个解读《红楼梦》的人对它不是一般的熟悉，它经成了作者和读者进行沟通的桥梁，进行时空对话的渠道，所以没有人不知道它，没有人不熟悉它。这个绝句的内容是：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脂砚斋的批语就写在最后一句“谁解其中味”之后，落款的时间是：“甲午八月”。也就是说，它写于丁亥年之后的甲午年，这正是其不可思议的地方。一个早在1767年就被宣布死亡的人，怎么可能在1774年又出现了呢？难道他会变戏法，从1767年穿越到1774年吗？宣布他死亡的畸笏叟此时又在哪里呢？这个现象颇为令人费解，没有人能给出一个合理解释。这个让脂砚斋死而复生的批语，我们也再熟悉不过，它就是笔者多次提到的“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的那个著名批语。这个批语虽然没有署名，但从内容上看，出自脂砚斋之手无疑。因为它在最后一段话中，明确透露了这样的信息，他说：
今而后惟愿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是书何幸，余二人亦大快遂心于九泉亦。
很显然，“一芹一脂”和“余二人”是一回事，“余”是第一人称，是自己对自己的称呼。也就是说，说这个话的人不是曹雪芹就是脂砚斋，不可能是第三者。但一开始它就交待“芹为泪尽而逝”，这样一来，曹雪芹的可能性被彻底排除，最后只剩下了脂砚斋一种可能性。这个批语写在“甲午八月”，也就是1774年的8月，这就说明脂砚斋那个时候依然健在，与畸笏叟的说法完全不符。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奇怪的现象呢？笔者认为，不外乎有两种可能，要么是畸笏叟在说谎，要么是“甲午八月”的记载有误。从分析上来看，前者的可能性更大。
畸笏叟为什么要说谎呢？只有一个解释，就是脂砚斋被死亡的原因与曹雪芹被死亡的原因是一样的，是某种意义的象征，与一个人的生理死亡没有任何关系。也就是说，它只是一个名称的死亡，不是一个人的死亡，通过名称的死亡来表明，一种状态或一个阶段的结束。这其实是作者惯用的“狡猾之笔”，在《红楼梦》中我们也经常看到，比如尤二姐、尤三姐、晴雯之死，都带有这种性质。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要有很强的鉴别能力，不能稀里糊涂的被它带入歧途，带入迷宫，带入泥潭之中。
从署年上看，甲午批语应该是脂砚斋留在书中的最后一个批语，此后再没有出现比它更晚的了。这个批语的珍贵之处就在于，它直接表明胤祯在1755年没有死，在1767年也没有死，在1774年的8月依然活着，此时他已是86岁的高龄，可谓是名副其实的“老神仙”了。这个时间与官方的记载整整相差了十九年，可以说它改写了胤祯在世的时间，也改写了清史的记载，更改写了人们对《红楼梦》作者的认识。那么，在这漫长的十九年里，他是怎样淡出人们的视线，又是怎样度过自己余生的呢？这是一个新的课题，也是有待破解的一个特大谜团。
不过，有一个现象值得我们注意，这就是关于胤祯死亡的时间，他的孙子永忠的记载与官方的记载也不一致。虽说二者的出入没那么大，但问题是出现这样的错误太不应该，令人颇为费解。要知道，这个错误还是侯堮发现的，他在整理永忠的诗集、手稿等资料时，发现永忠在乾隆二十年（1755年），对其祖父允禵（胤祯）去世的记录是这样写的：
正月初二日，王祖允禵病。
初六日，王祖允禵薨。
另外，永忠还在他的《诗题及注》中写了这样一段话：
乙亥（即乾隆二十年——笔者注）正月六日，王祖薨。上年二十二日，犹命坐谈佛理。腊月二十八日，忠自黄华山回，犹倚杖立谈数语。岂期开年以正月二日病，初六日遂不起耶！
落款是“孙永忠泣识”。
可见，关于胤祯死亡的时间，官方的记载是1755年的6月，而永忠的记载却是1755年的正月，二者之间相差了整整半年。为此，侯堮在他整理的《觉罗诗人永忠年谱》的叙言中无不感慨的写道：
清史稿一书，疏漏尤甚！今以永忠残集为证，如允禵释放，实在雍正十三年冬高宗即位之时，不在“乾隆元年”。其逝世在乾隆二十年乙亥正月初六日，不在“六月”。（未完、待续）